文章部分摘编自德石羿创始人兼首席顾问胡荣丰著作

《华为闭环战略管理》

编辑：胡静

01、7月底，东方甄选与董宇辉官宣“分手”

“因追求个人职业发展、对其他事业的专注，以及个人时间安排的考虑，决定辞去公司及其一家合并子公司的高级管理职位。”

接着，俞敏洪在《致一封公开信》中说明：

“从今天开始，东方甄选的全资子公司与辉同行，将正式从东方甄选独立出去，由董宇辉个人持有其100%股权。”

“宇辉购买公司的钱我安排了，公司是送给宇辉的。”

02、为何如此？

因为俞敏洪深知，董宇辉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带货主播，而成了一个现象级的IP，而且这个IP还是大众“情绪价值上的集合体”。

在当今数字时代，超级网红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主要是粉丝的力量和变现的能力。他们不仅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和收益，同时也拥有了与资本抗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权威造成冲击。由于粉丝与网红的高度绑定，这些网红很难成为公司真正的“资产”，当网红的个人影响力足以影响公司股价时，他们本身就成为了公司的一种不稳定因素。

俞敏洪就在公开信中多次提到了这种“不确定性”，并强调了不确定性给公司业务、股价以及股东情绪带来的波动和焦虑，以及包括对他个人的密集攻击。说白了，董宇辉已经成了东方甄选最不确定的一个变量。

俞敏洪在《致一封公开信》里提到：

我在与辉同行镜头面前出现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一旦出现，就会出现密集的攻击；我也不敢出现在东方甄选的镜头面前，一旦出现，也是密集的攻击。我左右为难，作为东方甄选的创始人，支持公司发展变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03、董宇辉带给我们的启示

显然，这种变量的根源在于超级IP的本质，包括我们熟知的微念与李子柒之间的纠纷，快手与辛巴之间的争议，都闹得两败俱伤。最后，俞敏洪选择通过这种宽厚的包容，守住这最后分手的体面，包括大众的舆论。

那么，当超级IP或企业顶级人才拥有了博弈的能力后，公司实控人应如何化解与他们之间的潜在矛盾呢？董宇辉的离职和与东方甄选的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一个个体的职业选择，更是企业管理层面的重要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才管理的启示，对其他企业家和创业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04、我们看华为怎么做？

对顶级人才的疯狂追求和高效使用，是华为卓越业绩的根因。

21世纪，现代企业在竞争中获胜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华为用三十余年的实践和事实证明，答案是人才；更准确地讲，是对人才的管理和激励机制。

截止到2021年初，华为在全球已经拥有近20万名员工，有近一半都是高水平的研发人员。据任正非透露，华为有700多名顶级应用数学家、120多名化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和6000多名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就连各类专业工程师也有6万多名。华为基本上没有生产操作类的工人和行政服务人员，这类工作华为已经全部外包出去了。

华为有3万名左右外籍员工，其中大多数是中高端人才，和一些尖端的研发人才。在任正非的亲自倡导下，华为坚持在全球顶级人才的富集地招揽顶级人才，就地建立能力中心，为华为的全球发展服务。如在俄罗斯建立了数学和算法研究所，在美国建立了互联网研究所，在日本建立了材料研究所，在德国建立了工程能力研究所，在意大利建立了微波研究所，在瑞典的爱立信大本营建立了通信研究所，甚至在法国巴黎建立了美学研究所，在芬兰收购原诺基亚团队建立了图像研究所。鲜为人知的是，华为在以色列、乌克兰、土耳其等国，围绕着当地的顶级研究机构或人才，也设置了研究所，就地进行能力发育。

这些遍布全球的研究中心，为华为构建领先全球的竞争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政府疯狂地打压华为之际，任正非始终坚持用平和的心态进行沟通，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很多国人认为这是任正非的高瞻远瞩。

任正非在内部多次研讨中说：“华为怎么能搞民族主义？我们无数的外籍员工。他们不是中国人，却是优秀的华为员工。他们可能为中国战吗？不太可能。华为只能坚定地走全球化道路，为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愿景而战。而在国内，除了在深圳设立了研发总部之外，华为更是在北京、上海、西安、南京、成都、武汉、杭州、苏州建立了八大研究所，在当地网罗人才，以供发展所用。

以下事例可以说明任正非和其治下的华为，对高端人才的疯狂追求。

案例一：

任正非在答记者问时提到，华为在5G上的成就，离不开一位土耳其科学家的贡献：“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的阿勒坎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

这位土耳其科学家名叫名埃达尔·阿勒坎，1958年出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1981年，阿勒坎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本科学位，198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得到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回到土耳其的毕尔肯大学，经刻苦钻研，终于在2008年于IEEE期刊上发表了主要用于5G通信编码的极化码技术方案。极化码是一种用于信号传输的编码方式，其构造的核心是通过信道极化处理，在编码侧采用方法使各个子信道呈现出不同的可靠性。极化码是目前唯一能够被严格证明可以达到香农极限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阿勒坎教授的导师，正是信息论创始人香农博士的学生。

华为的专家在评估了阿勒坎的论文之后，敏锐地意识到这篇论文的价值，因为其中的技术可以用于5G编码。于是，华为与阿勒坎取得了联系，愿意投入巨资进行基础研究，并把这项技术商业化。仅仅十年时间，华在这项论文的基础上，孵化出了5G的技术标准，并申请了一批核心专利，其从论文到实际商用的速度惊人。

但是这位顶级的科学家，多次拒绝了华为的盛情邀请，原因就是不愿意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国家土耳其。任正非知道此事，专门给出指示，世界上所有顶级的科学家，在任何地方都是宝贝，不可能用普通方法去招揽。筑巢引凤，对一般人才是适用的，但对顶级人才却是不适用的。凤凰是高贵的，同时也是高傲的。华为要创造条件，在凤凰出生、成长的地方筑巢，尊重顶级人才的意愿，给他们提供科研条件，让他们为人类理想做出贡献。

据此，华为在土耳其、米兰、以色列、乌克兰、俄罗斯等地，围绕世界顶级人才，就地成立研究机构，为他们提供翻译和行政人员，提供科研经费。华为的要求就是在同等情况下，能够优先使用这些顶级人才的研究成果。

如今，华为在战略无人区的开拓，在很多创新方面的领先，都离不开这些世界顶级人才做的贡献。尊重顶级人才，让凤凰在出生地栖息，创造条件让他们为人类做贡献。

案例二：

2009年1月，著名的加拿大北电公司由于无法偿还它的债务，不得不向加拿大法院申请了破产，让华为仰视多年的百年科技巨头就此终结。破产后的北电被巨头分食，爱立信、亚美亚公司(Avaya)、西埃纳公司(Ciena)、杰恩邦德公司(GenBand)等以不同价格，收购了北电的各业务部门，抢占了它的市场。而在2011年7月，由苹果、微软、爱立信等组成的财团以45亿美元收购了北电的6000多项专利。

以任正非为首的华为高管团队，闻讯而动，但不像其他巨头，在北电的“尸体”上抢业务、抢市场或抢专利。任正非说：“抢这些有什么用。人，才是最重要的。有了顶级的人才，可以去打市场，可以去发明更新、更好的专利。”因此华为组建专门的业务团队，聘请加拿大顶级猎头公司，去北电总部所在地抢人。

本来因北电破产而惴惴不安，担心失业的很多北电技术专家，欣喜地接到神秘面试电话，经过简单面试和意向确认，就可以直接加入一家叫华为的中国新公司。薪酬基本都比原来在北电还要高，甚至上班地点也不用变，直接在以前北电隔壁的园区上班，而且环境要更好。他们基本上都拿着比中国主管还要高的薪酬，这让很多西方公司感觉不可思议，毕竟，北电是因为在市场竞争中落败才破产的。西方理念认为：“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但对华为和任正非来说，这不是问题。北电的落败，是领导人的错误，是资本的罪过，非辛勤、敬业的技术人员之过。华为之所以在4G时代、5G时代能够全面领先，当年从北电过来的一批专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华为无线CTO（首席技术官）兼5G首席科学家童文博土是世界著名无线通信科学家，曾获IEEE（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2018年杰出行业领奖”。他于2009年3月加入华为，他当时的身份是北电全球网络技术实验主管，也是北电Fellow（首席技术专家）、IEEE Felow、加拿大皇家工程院士，当时很多巨头给他伸出了橄榄枝。他却独具慧眼，被华为的研发诚意所打动，为华为乃至中国在5G标准上的突破和绝对领先做出了巨大贡献。

市场和专利都没什么用，只要有人才，市场就能抢，专利就能造。

在美国政府举全国之力在全球疯狂打压华为之际，人们惊奇地发现在美国，为华为辩护的是华为美国公司首席安全官安迪·珀迪，他曾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团队负责人；在英国，为华为辩护的是华为全球网络安全和隐私官约翰·萨福克，他曾是英国卡梅伦政府的CIO（首席信息官），相当于中国政府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时间，大家才发现华为居然招揽了这么多优秀的高端人才，而且这些人才都高度认同华为公司的愿景和理念。

2019年3月，任正非在俄罗斯与科学家及专家们的对话中表示，华为“要敢于与美国争夺人才，我们可以待遇比他们高，让他们在祖国也能创业。我们要提高俄罗斯大学教授、科学家来讲座的待遇，吸引他们蜂拥而来。……要敞开怀抱，像美国两百年来那样开放，把一切优秀人才吸引来一起创业，我们也用两百年时间使我们也变成像美国一样强大”。

正是任正非这些独特而又蕴含哲理的人才理念，让他可以从全球范围内发现顶级的人才，并且用最崇高的愿景团结华为所有员工，一同奋斗。

以上部分内容摘自胡荣丰老师《华为闭环战略管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