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大型班轮公司，中小航运企业由于规模上的劣势，更难消化额外的成本。

“运费将回到疫情时期的水平，作为小型运输公司，在美国运营没有任何经济性，我们只能退出美国市场。”大西洋集装箱航运公司（ACL）首席执行官Andrew Abbott这样表示。

ACL首席执行官Andrew Abbott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Andrew Abbott的这番话，是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出的针对中国制造的船舶收取费用的拟议措施。

这些拟议措施主要包括：中国航运企业每艘船舶每次进入美国港口，最高收费100万美元，或按船舶载重量，每艘每次每净吨收费1000美元；对于非中国航运企业旗下中国制造的船舶，每艘每次最高收费150万美元，或根据船队中中国制造船舶的占比，每艘每次收费50万~100万美元；对于从中国订造船舶或未来两年内接收从中国订造船舶的航运企业，按订造船舶占比，每艘每次收费50万~100万美元。

在3月底召开的听证会上，包括美国进出口商、美国相关协会组织以及美国港航企业，均对这些措施表达了反对意见。4月份，USTR将确定是否征收费用以及收费细节。Andrew Abbott认为，如果按拟议措施收费，首先受到冲击的将是美国进出口商。

ACL隶属于意大利格里马尔迪集团（Grimaldi Group），拥有悠久的历史，主要从事北美与北欧间集装箱及滚装运输，运输的货物包括车辆、建筑设备、空客机翼等，承担着美国纽约、巴尔的摩和诺福克港半数以上出口至欧洲的工程机械与农用设备的运输。若其退出美国市场，美国制造商将失去一大主要承运商。

据了解，ACL的全部船舶均于2015-2016年在中国建造。Andrew Abbott解释说，该公司之所以选择在中国船厂造船，主要原因是美国船厂产能不足：“当时美国船厂说想造船要等7年，因为船坞都被军队的订单占满了。”

Andrew Abbott坦言，如果美国施行拟议措施，将给ACL带来“致命打击”。因为相较大型班轮公司，中小航运企业由于规模上的劣势，更难消化额外的成本。

“我们可能被迫向客户收取2000至2500美元/FEU的附加费，而大公司只需收取800美元/FEU，这足以逼我们退出美国市场，将直接影响我们约300名员工的岗位，间接影响更多供应链人员。”Andrew Abbott说。

他还警告称，收费会带来更多连锁反应。小型港口会失去业务，大型港口则出现拥堵，并引发集装箱短缺，进而推高运费至疫情期间的水平，这会让美国出口商失去竞争力，最终大批倒闭。而通过加拿大或墨西哥港口转运的方案，由于内陆运输成本过高，在经济上并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