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与新能源国际合作是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两大核心议题。二者既受制于地缘政治博弈，又因全球能源转型和产业链重构而面临新的机遇。

（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自2002年提出以来，已历经20余年，但受制于三国间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如领土争议、历史认知分歧）以及外部大国干预（如美国的“去中国化”战略）。日本在谈判中态度消极，倾向于通过CPTPP争夺区域经济主导权，并配合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如2023年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进一步削弱了三国合作动力。韩国则在中美博弈中摇摆，既需维系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又需应对美国的安全施压，导致其政策反复。

（三） 传统“雁型模式”下中日韩的垂直分工逐渐被水平竞争替代。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的崛起挤压了日韩传统优势产业，而日韩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领域的技术壁垒则限制了中国产业升级空间。谈判中，日韩对农产品市场开放持保守态度，中国则对服务业开放、数据流动等高标准规则存疑，三方需通过“例外条款+过渡期”实现妥协。

（四） 2022年生效的RCEP已为中日韩提供基础性自贸框架，但RCEP规则相对宽松（如原产地规则灵活性高），难以满足三国对“高水平自贸协定”的需求。中日韩自贸区需打造“RCEP+”模式，在数字贸易、绿色标准、知识产权等领域对标CPTPP，形成更高水平的区域规则体系。

（五）中日韩均为能源进口大国，对外依存度超过70%，且面临碳中和目标压力（中国“双碳”、日本“绿色增长战略”、韩国“碳中和路线图”）。三国在新能源领域互补性强：中国拥有完整的光伏、风电产业链和市场规模；日本在氢能、储能技术领先；韩国在电池材料、智能电网领域具备优势。合作可降低技术研发成本，避免重复投资。

（六）全球新能源供应链呈现“区域化”趋势，中日韩在锂、钴等关键矿产的采购上高度依赖第三方（如澳大利亚、非洲），通过联合储备、共同投资矿产开发可增强供应链韧性。例如，中日韩可借鉴“稀土联盟”经验，建立关键矿产联合采购机制，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七）通过“中日韩能源部长会议”等机制协调政策，设立新能源合作基金，支持联合技术攻关（如固态电池、海上风电）。

（八）推动三国车企共建电池标准（如宁德时代与松下合作）、电网企业联合开发跨境智能电网项目（如中日韩-东盟电网互联）。

（九）在山东半岛、九州岛、济州岛等地建设“零碳产业园区”，探索氢能运输、碳捕捉技术的商业化路径。

（十）自贸区谈判中纳入新能源技术标准互认（如充电桩接口、碳足迹核算），可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例如，若中日韩统一电动汽车充电标准，将加速三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整合。

（十一）依托自贸区框架建立绿色债券互认机制，吸引三国资本共同投资东南亚可再生能源项目（如越南光伏电站、印尼镍矿绿色冶炼），形成“中日韩技术+东南亚资源”的区域分工。

（十二）新能源合作可作为政治敏感度较低的“试验田”，通过联合开发第三国市场（如中亚风电、中东光伏）积累互信，为自贸区谈判创造良性氛围。例如，中日企业在阿联酋合作建设的光储一体化项目，已证明竞争性产业可转向竞合模式。

（十三）中日韩自贸区与新能源合作呈现“互为表里”的关系：新能源合作可绕过政治障碍，通过具体项目积累合作动能，例如共建“东北亚氢能走廊”； 自贸区规则需纳入绿色条款（如碳关税豁免、绿色产品零关税），为新能源产业链整合提供制度保障；若三国能借新能源合作重塑区域产业分工（如中国主导制造、日韩专注技术研发），将推动东北亚从“地缘冲突热点”转向“低碳经济共同体”。

（十四）未来，中日韩需在“竞合平衡”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既需直面历史纠葛与战略猜疑，更需以新能源合作为抓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老龄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从“经济依存”向“命运共同体”的跃升。

华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