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施星辉

春节以来，DeepSeek横空出世，改写了全球AI产业化路线图，也引发了海外资本对中国科技资产重估热潮。

为什么杭州在这一轮中国创新中率先胜出？在官媒和自媒体的热烈讨论中，可能因素几乎穷尽了。很多城市主政者也在思考，在营商环境、双招双引等方面，杭州有哪些举措可以学？

1971年1月11日，美国记者霍夫勒在《每周商业》电子新闻系列文章中首次使用“硅谷”一词，指代高科技产业正在兴起的旧金山湾区一带。“硅谷”模式一直被世界各地在不同程度地不断复制与效仿。历经50年风雨，今天硅谷仍然是美国新兴产业的策源地，与新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杭州被誉为“东方硅谷”，当然不是一天建成的。杭州创新的密码，源于20多年前的“天堂硅谷”战略，在此过程中也印证了硅谷大佬格雷厄姆的“技术路由器”理论：资本（有钱人）、极客（技术人才）与大学（知识枢纽）实现了化学反应。

一、资本路由器：民营沃土的财富磁极

哈佛大学计算机博士、硅谷大佬保罗.格雷厄姆，作为全球著名创业孵化器Y-Combinator的创始人，长期致力于孵化高科技企业，他对营商环境与产业创新有深刻的洞见。

在《为什么是硅谷》一文中，格雷厄姆把硅谷比作一个技术路由器（technology hub），把两类人：有钱人（投资者）和极客（技术人才）结合在一起，其他人才如管理人员随之而来。

在美国城市中，硅谷也是很神奇的存在。比如，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有钱人很多，但几乎没有极客；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则相反，极客很多，但是没有有钱人。

杭州打造“东方硅谷”的第一步，是让政府钱袋子鼓起来，让有钱人更愿意来。故事还要追溯到20多年前。

2000年4月-2010年1月，王国平担任杭州市委书记近十年；在其主导下，杭州先后制定了若干影响深远的发展战略，包括：《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拥江发展的“钱塘江时代”、打造数字经济的“天堂硅谷”等等。这十年，确立了今天杭州的城市格局与发展空间。

2001年，杭州完成了中国城市史上颇具魄力的空间重构：萧山、余杭撤市设区，主城区面积激增4.5倍，成为长三角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主城区。

其后，杭州也按下了“土地财政”的按钮。20年来，土地出让收入常年稳居全国前三，为城市基建和产业基金持续输血。

实际上，就资源禀赋而言，当时的杭州既无矿产、也缺港口，唯有自然与人文的环境是最大的优势、最重要的资产。2002年2月，杭州市委九届全会提出“五项战略”，包括“工业兴市”、“开放带动”和“环境立市”等内容。2008年的十届四次全会，升级为“六项战略”，除了“环境立市”，新增“城市国际化”和“服务业优先”等等。

基于“环境立市”战略，杭州曾向迪拜学习打造国际化品牌。时任主政者认为，迪拜的成功秘密在于“做环境吸引石油美元”，杭州要做的是，“做环境吸引中国民资”。杭州早期招商模式就有一个理念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杭州一度成为省内外知名民企的新总部。

同时，受益于浙江民营经济的整体氛围，省会杭州在吸引有钱人上具有先天的优势。

浙江民营经济向来很发达，老板特别多，杭州更是独占鳌头。

2024 年，浙江全省市场主体达 1040 万户，平均每 6.5 个浙江人就有 1 个老板；其中民营企业 350.53 万户，占企业总量的 92.06%，每千人拥有民营企业 56 家。全国工商联推出的“民企500 强”是衡量民企发展质量的硬指标，2024 年浙江企业上榜超20%，连续 26 年全国第一。

而杭州的民营经济更为强大，企业数量达到 92.07 万户，占全省民营企业26.27%，居全省之首。杭州连续22年蝉联民企500强总部最多城市，数量远超深圳、苏州，是名实相副的民企第一城。

另一方面，在创业氛围上有一点很难得，浙江长期关注中小企业的培育成长。本世纪初，浙江就着手设计与完善服务中小企业的制度体系；2012年构建“一中心、一平台、一码”的公共服务体系：即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浙江企业之家”综合服务平台和企业码等等。杭州也是如此，用王国平的话来说，就是“抓大不放小”。

因此，浙江民企不仅有顶天立地的大树，更有铺天盖地的小草；活力强、链条全的民营经济，本身就是创新产业化的热带雨林。据公开资料，宇树科技的多家零配件供应商，很多就来自浙江本地民企。

值得一提的是，有钱人对安全感特别重视，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用脚投票。不仅要吸引有钱人来，更要留得住有钱人。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浙江特别重视为民营经济提供法律保障。2020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制定《民营经济发展条例》，与《营商环境条例》构成营商环境法治化的两大支柱。今年两会完成二读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很多内容参考了浙江的条例。

在维护民企合法权益上，浙江态度很明确。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远洋捕捞”现象，浙江敢于出手。2024年该省检察院帮助269家企业解除异地违规查冻扣资金1亿余元，甚至对外省违规执法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在“环境立市”战略指引下，杭州的营商环境优化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起步早、理念新。

比如，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上，2019年杭州就独创了一个机制：让民企高管特别是二代到政府部门挂职，增进了政企的相互了解。2020年3月疫情正炽，杭州政企沟通平台“亲清在线”上线，实现了企业诉求直达与政策优惠立享；去年杭州率先研发了全国首款类 GPT 的政策机器人，有力推动政策的落地生效。

杭州坚持“环境立市”，一方面打造“投资人的天堂”，持续聚集浙江乃至全国的民间资本；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托底作用，共同打造出一个财富强磁场。

与民资相比，国资能弥补市场信心与公共产品不足的问题。“杭州资本希望让更多企业家和投资人能够关注杭州投资杭州，让杭州的创业生态繁荣下去。”

2024年杭州国资与民资共建的产业基金群，规模高达3,000亿元，吸引了如达晨创投、红杉中国、君联资本与顺为资本等全国性VC在杭落地。

二、极客引力场：数字高原的技术裂变

2000年12月，杭州市出台“一号工程”文件，提出“构筑数字杭州，建设天堂硅谷”的发展战略。

2003年是非典之年，陷入困境的阿里巴巴推出淘宝，就此步入发展快车道。正是这一年，“数字浙江”战略正式启动。

2003年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提出浙江发展的“八八战略”，其中“法治浙江”、“信用浙江”和“数字浙江”等方略，影响尤为深远。2003 年1月，浙江两会上首次提出“数字浙江”的发展战略；9 月，《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纲要（2003—2007 年）》出台。在省级战略的加持下，杭州加快迈向“数字经济第一城”。

这契合了全球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趋势。2000年以来，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美国科技七巨头，都是数字经济各赛道的领军者。纳斯达克指数2024年突破历史新高，主因是新一轮数字经济特别是AI产业的强力拉升。

在“数字浙江”战略推动下的数字化基建，不仅为数字经济提供必要的发展条件，也助推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探索。著名例子有两个：“浙里办”App和“最多跑一次”。

2014年，浙江政务服务网和“浙里办”App上线；2021年，浙江启动数字化改革元年，推动“一网通办”；2024年“浙里办”App注册用户突破1.23亿。

2017年，浙江省发布《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2018年3月，“最多跑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该项改革作为营商环境成果在全国广泛推广。

2023年，浙江省委提出“双一号工程”：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和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

另一方面，基于“环境立市”的战略，杭州在国内较早提出打造城市品牌。借鉴巴黎“时尚之都”、香港“动感之都”等经验，2007年杭州把城市品牌定位为“生活品质之城”，从破解民生“七难”入手，持续完善公共设施与普惠服务，杭州因此连续多年荣膺“最具幸福感城市”。

环境越来越好，人流加速流入。据统计，2021-2023这三年，国内人口千万级城市中杭州三年人口增加最多，达到55.7万人；甚至高于黑马合肥。相比之下，四个直辖市全部负增长，深圳、广州都不足15万，南京、苏州同为20万左右。

环境战略与人才战略的超前部署与叠加效应，让杭州对青年人才的友好度不断爆棚。比如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免费住宿，为优秀人才提供购房补贴等等，创新举措不胜列举。在高端人才流向上，杭州多年来在国内城市名列前茅。令人瞩目的是，据统计，杭州三年新增55.7万人口中，43%流向数字经济领域。

在创新生态塑造上，作为政府“有形之手”的具象化，当地国资如杭州资本直接参与设立杭州技术成果转化中心，并组建杭州市人才集团，推动成立产投融服务中心、创新创业学院。“这些都是为营造杭州创投生态而服务的。创业者需要资金、市场、资源、技术、人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杭州资本组建的生态圈来实现。

于是，在资金、产业与人才的综合作用下，杭州终成“数字经济第一城”。

2010年杭州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1.5%，2018年占比达到25%；2024年实现增加值6305亿，增长7.1%，高于GDP增速2.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28.8%。而且，2024年杭州连续八年全省数字经济综合评价第一，特别是基础设施与数字产业化等占优。

在此意义上，DS在AI应用层面的突破，是依托杭州雄厚的数字经济基础与丰富的数字产业资源才实现的。

三、 学研破壁：知识枢纽的体制突围

超级大学是硅谷模式的第三个关键因素。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存在一种自然形成的共生关系。面向产业界、致力于尖端科技的研究型大学，通过校友网络与产业纽带，与所在城市同频共振，构成一个广泛的知识扩散、人才培育与成果转化的创新大生态。浙江大学之于杭州的关系与此类似。

上世纪90年代，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曾向台湾当局行政负责人萧万长建言。他曾直言，“十几年来,台湾科技产业有很大的进步,教育体系却进步很少。”大陆的情况类似，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成果评价机制滞后，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机制陈旧。

中部某省会城市的企业家曾向笔者抱怨，他们与高校教授达成的成果转让协议，按规定要经校长办公会讨论；但是办公会每月只开一次，迟迟排不上议程。

相比之下，杭州一直高度重视推进校企深度合作。王国平主政期间，杭州与浙江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框架。2003年共建的“混合所有制”实验室，让教授团队可持有70%成果转化权益。

近年来，杭州在加快建设环大学的创新生态圈，欲破解高校行政化导致的转化梗阻。2023年更提出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依托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建设环大学、环重大科创平台创新生态圈和成果转化基地。

在“环浙大创新圈”中，之江实验室45%研究人员来自企业，西湖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周期压缩至9个月，杭州技术成果转化中心累计撮合产学研合作金额超200亿。如此高效的知识流动效率，让杭州的数字经济研发人员占比（15%）甚至超越了硅谷（13%）。

四、打造企业家之城：杭州模式的终极启示

杭州此轮出圈，引发了新一波城市的反思潮，堪比2002年的抛弃深圳论与2008年的上海之问。江苏官媒曾连发四稿，深度追问南京为啥不行？

那么，DS的成功与政府的主动作为，到底有多大关系？

在某投资大佬看来，问题实质是，杭州当局没有动梁文锋在量化投资赚的钱。此观点说对了一半，答案另一半其实是梁文锋这个人。

与九坤、明汯等量化私募创始人相比，梁文锋本质上是另一种人：创新型企业家。正像张无忌在光明顶单挑六大门派，当梁文锋苦练神功，敢于向美国AI巨头发起侧面挑战，量化巨头们还在闷声发大财。

另外，读书期间，梁文锋曾到上海某科技公司实习过；浙大毕业后，他曾在成都潜心研发；最终，是杭州留住了梁。

所以，DS横空出世，既非政府单方面培育的结果，也不是企业家孤军奋斗的成果。从历史条件上，可归于杭州积二十年之功形成的数字经济生态；从现实逻辑来看，则是企业家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近年来，很多京津冀企业外迁到长三角发展；而中西部城市如成都，力邀北京高校的创业成果来做产业转化，也屡有斩获。

因此，企业生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儿长大。宇树科技生在上海、长在杭州；在国际化受挫后，阿里巴巴又从上海回迁杭州。

杭州的成功，验证了格雷厄姆“技术路由器”理论：以重构环境吸引民营资本（有钱人），以数字经济聚集技术极客，以体制破壁激活高校资源（大学），形成三要素的正向循环，构成了创新城市的“黄金公式”：资本密度×技术浓度×知识流速=创新涌现率。

这个公式中的三个元素，恰好对应杭州的三个“第一”：“民营经济第一城”、“数字经济第一城”和“营商环境第一城”；底层逻辑就一条：打造“企业家之城”。

从“宜游”“宜学”，到“宜商”“宜业”；杭州的一路走来，既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也缘于重商兴业的地域文化。

历史上浙江一直都有浓厚的重商传统。作为南宋都城，杭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叶适、陈亮的“永康学派”“永嘉学派”，主张功利与道德不可偏废；明代大儒王阳明倡导“新四民论”（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更是提出“工商皆本”的理念。

务实、重商一直是浙学的底色，民间对商业、商人较多包容与推崇。在此影响下的杭州，企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更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企业家精神在这座城市，不仅激荡在广阔的市场，在体制内也得到了强烈的回响。

多年来聚焦研究营商环境，笔者一直认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才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最大目标。现实是，很多地方仍有迎接上级检查与评测的应考心态。

“创业者需要阳光雨露时，我们就是及时雨；需要独立生长时，我们甘当背景板。”杭州资本负责人的这句话，也道出了当地政府的理性认识与服务意识。

在《城市论》一书中，王国平曾把杭州模式总结为一句话：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化运作。尊重、保护企业家的主体地位与创新精神，才能让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更好握手，才能让企业家在这座城市获得安全感、存在感与价值感。

杭州、合肥等少数案例，表明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也需要体制内持续涌现出更多敢于探索、包容创新的人物。

实际上，企业家精神与营商环境，是城市创新的两大要因，相互依存、交互共生，犹如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二气，化生万物。套用格雷厄姆的逻辑，就是政府创造环境，让“两种人”越来越多。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浙江（杭州）的发展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企业创造财富，而政府创造环境。

创新企业家与“企业家之城”的相遇，恰是金风玉露一相逢，成果是早晚的。这正是杭州此轮胜出的终极秘密。

祝愿杭州这样的“企业家之城”越来越多。（本文作者施星辉，全国工商联智库专家委员、正和岛研究院创始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