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提振消费为重点全方位扩大内需

王昌林

  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5年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九项重点任务之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复杂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一、内需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

  经济发展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和制度条件，决定了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决定着需求的对象、方式、结构和水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另一方面，需求又反过来引导供给，为供给提供动力，一切经济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需求，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只有各环节顺畅衔接、相互促进，才能实现整个经济循环畅通运转。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是新时代我们党做好经济工作的一个规律性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扩大内需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发展中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的问题日益突出。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比2023年回落3.7个百分点，增速大幅低于疫情前8%以上的水平。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9.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44.5%，较之2023年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尽管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2%，但民间投资比上年下降0.1%，连续两年下降，出现投资增速放缓、企业投资意愿偏弱等现象。内需不足导致一些领域和行业出现供求失衡、“内卷式竞争”以及物价低位运行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发展、居民就业和政府税收增长，造成国内大循环动力不足、循环不畅，制约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因素看，由于房地产供求关系、人口总量和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住房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孕产等相关业态增长趋缓。这是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发展过程，也是我们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从政策因素看，支持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导致支撑消费升级的新供给不足。从体制因素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不同所有制、行业和群体的就业人员之间还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再分配制度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不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第三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0%左右，不仅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56%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这也说明我国扩大内需有着巨大潜力。

  综合起来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既有需求侧的，也有供给侧的。在需求侧，从消费看，部分人群有消费意愿但支付能力不强，部分人群有一定支付能力，但因公共服务和保障水平不足而使得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从投资看，投资积累率较高，但缺乏较好的投资项目，大量资金进不了实体经济领域。在供给侧，矛盾主要体现为缺少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一些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不强。对此，必须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着力增强供给侧创新能力，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

  还要看到，扩大内需不仅是短期应对挑战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长期战略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从世界经济史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的，特别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主要经济体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平均超过70%，其中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平均超过50%。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国特别是世界大国围绕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个别国家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动辄对别国威胁加征关税，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必须高度重视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有效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使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二、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扩大内需的阶段性特征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扩大内需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面临新的空间和机遇。

扩大内需进入到需要更加依靠扩大消费的阶段。改革开放后，我国形成了高效的投资拉动模式，对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迅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们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看，经过几十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目前我国大规模投资阶段已经基本完成，近年来投资效益呈下降趋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下降，依靠投资稳增长的空间在减小、难度在加大。由于投资是间接需求，短期可以扩大需求，但从中长期来看，增加的是供给、扩大的是产能。而且投资的扩大往往伴随债务的增加，在地方政府普遍债务较高和企业出口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如果继续长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必然带来总供求失衡、产能过剩等问题，进一步增加化解债务的难度。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时，经济发展就必然要转向更多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阶段。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在全球的占比，不仅低于一些主要经济体居民消费的占比，而且相比我国人口数量、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资本形成总额在全球的占比也明显偏低。因此，当前必须更加重视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消费重要而投资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要更好地处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补上消费短板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投资特别是有效投资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仍然起着关键作用。

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除夕，各地年夜饭市场“热气腾腾”，折射出春节餐饮消费活力。图为2025年1月28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一家酒店内人们在吃年夜饭。 新华社发 肖本祥/摄

消费进入到从小康型向富裕型转变的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将不断释放出来。一是传统消费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以汽车为例，2023年我国汽车保有量为3.36亿辆，千人汽车保有量近240辆，与主要发达国家千人平均400—800辆的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意味着汽车产业增长空间仍然巨大。又如，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超过40平方米，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但还有大量新市民需要购买住房，还有相当比例的家庭居住在需要解决加装电梯、停车、充电等难题的老旧小区，房地产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以及城市更新需求都蕴藏着巨大潜力。二是服务性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时期。2023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占比为45.2%，而发达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之后，服务性消费比重普遍在50%以上。今后一段时期，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多样化的教育公共服务、医疗健康服务、文化旅游服务等需求将快速增长，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比如，作为美好生活重要内容的旅游业正迎来快速发展期，“90后”、“00后”群体成为旅游主力军，“银发族”的出游需求大幅增长。又如，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97亿人，占总人口的21.1%，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近4000万人，失能老人超过3000万人，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对适老化改造、机构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家政服务等提出巨大的需求。三是新型消费将不断拓展消费空间。近年来，以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为代表的新型消费产品和业态快速发展，为消费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一段时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深入发展，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消费潜能。

投资进入到优化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益的阶段。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扩大投资仍然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和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但与建成现代化基础设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仍存在区域性、结构性、功能性短板，需要加大对水利、城市地下管网等方面的投资。在科技创新和制造业投资方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发展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等方面的投资。以绿色转型为例，据有关研究机构估算，要实现“双碳”目标，今后30多年每年需要投资3万亿元以上，总计将超过100万亿元。在城镇化建设方面，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8.3%，城镇化发展总体上进入从规模增量建设向存量提质改造、增量结构调整并重转变的阶段，进入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时期，城市改造提升潜力较大，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广阔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在城镇化率达到60%—70%的阶段，城镇化率每提升1%，将带动同期的人均资本存量增加3.5%左右。在民生投资和“投资于人”方面，目前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2023年财政对教育、社保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40%，仍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未来还需切实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生育支持等方面的投入。

  三、深度挖掘扩大内需的结构性潜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扩大内需作出了全面系统部署，明确要求，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2025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内需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采取切实有力措施，着力释放我国巨大的内需潜力，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大力提振消费，推进消费提质升级。从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入手，坚持分类施策，实施提振消费行动。一是大力促进高质量就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稳住消费、提振消费的关键是促进高质量就业，多渠道增加人民群众收入。要进一步加大企业稳岗力度，促进青年人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大力发展服务业，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二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对教育、医疗、住房、生育和社会保障等存在“后顾之忧”，是当前影响居民消费信心和意愿的重要因素。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促消费与惠民生结合起来，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出台生育支持政策，切实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信心。三是增加消费供给，大力发展服务消费。要进一步优化汽车、房地产等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持续提升传统消费。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和趋势，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增加养老育幼服务消费，提供多层次医疗健康服务，提升教育服务质量，促进群众体育消费，推动家政服务提质扩容，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把握以数字、绿色、健康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发展机遇，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培育“互联网+社会服务”新模式，发展新个体经济，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

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随着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汽车消费市场火热，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消费亮点，众多车企推出优惠补贴叠加国家补贴政策，优惠力度进一步加大。图为2024年10月23日，市民在江西省南昌市一4S店内现场咨询。 人民图片 鲍赣生/摄

优化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益。聚焦“补短板、增后劲”，充分激发民间投资动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一是更大力度支持“两重”建设。围绕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地方专项债等建设资金，加强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运输通道建设，完善交通、能源等跨省区重大基础设施体系，适度超前布局5G、算力、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投资，持续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支持创业投资发展，打造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一批增长新引擎。加强现代粮食和农资仓储物流设施、战略性资源储备基地等建设。我国民生领域蕴含很大的投资潜力，要着力促进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服务领域投资增长，实施好大规模技能提升培训行动。二是大力促进社会投资增长。促进社会投资关键是企业投资要有利润回报、资本要能保值增值，这是资本运行的基本特征和规律。要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实施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稳定企业投资预期，增强发展的信心。三是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既可以扩大投资，也能提振消费。要围绕建设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和绿色低碳城市，加强城镇老旧小区和城市危旧房改造，促进城镇化品质提升。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中广核浙江三澳核电项目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落实国家积极有序发展核电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实施载体。2025年2月16日，该项目1号机组蒸汽发生器二次侧水压试验完成，为后续热试准备工作创造了条件。图为当日拍摄的浙江三澳核电项目建设现场。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完善扩大内需体制机制，增强内需发展动力。针对制约扩大内需的卡点堵点，加快推出一批标志性改革举措。一是优化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更好结合起来，健全民生领域财政支出增速快于财政支出整体增速的机制，加强民生领域投资，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围绕“提低、扩中”，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充分挖掘第三次分配对分配格局的补充调节作用。三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民生发展等投资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等投资不同，对投融资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要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优化融资结构，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求是》2025/05

作者：王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