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认为，从韩国的案例来看，出生率下降并没有带来鸡娃现象的缓解，人们反而更加鸡娃。

01 生得越少，卷得越狠

2018年，一部电视剧《天空之城》风靡韩国，成为当年的“现象级韩剧”，收视率一度超过《请回答1988》。

这部剧讲的是上流韩国人为高考而疯狂的故事，虽然剧中的人物是韩国顶端0.1%的家庭，但是他们依旧为子女的升学而焦虑，甚至做出疯狂的举动。

比如剧中金牌升学协调员金珠英为学生们制定了的升学密集严苛到令人发指，光是学习不同科目的灯光都有讲究——学习数理化，需要8000k左右的冷光；学习音乐、美术等，需要2000K左右的黄光；要背诵的科目，需要4000k的中性光。

而这么做的目标只是为了让学生能够考上合称为SKY的韩国三大名校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

要知道，《天空之城》反映的是现实中韩国富人区首尔江南区的家庭为了子女升学的现状，在一般人的眼里这些家庭还能为孩子兜底。

而对于广大的普通韩国人来说，鸡娃的情况更加严重。根据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的调查，2022年韩国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的课外辅导总参与率达到了78.3%，其中首尔的课外培训比例更高达84.3%。

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韩国是一个低生育率、教育资源充足、政府也推行宽松教育的国家：

韩国生育率从20世纪80 年代就开始下滑，1984 年韩国生育率降至 1.74。 2015 年达到1.24， 2023 年更是降至 0.72，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与此同时，韩国的教育资源非常充足，和中国比较，中国人口是韩国的30倍，但大学数量却不到韩国的10倍，韩国大学的入学率接近80%，是个人就能上大学。

再加上韩国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告别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目前每年的GDP增速在2%-3%之间，大学学历在求职中的含金量早已经下降。

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韩国全体就业者2841.6万人中，大学以上学历达1436.1万人，占比50.5%。按照一些韩国人的说法，街头小贩人人也都有大学学历。

从韩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多年来也一直不希望家长“鸡娃”，1974年韩国推行“平准化教育”改革：取消“公、私立”学校之分，取消初、高中入学考试，中小学生就近入学，教师 5 年轮岗均衡师资，废除精英高中，统一转为普通高中。希望大幅度减轻了学生、家长、学校的压力。

然而，这些举措下韩国人的鸡娃程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越来越严重。举个例子，1980年韩国只有13%的小学生、20%的初中生、26%的高中生上课外辅导班，但到了2023 年韩国参加补习班的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占比达到了 86%、75.4% 和 66.4%。

在韩国有“四当五落”的说法，意思就是每天睡4个小时，才能考上好大学，睡5个小时就会落榜，堪称“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在中国房贷是许多家庭最大的开销，但是在韩国课外培训费用占比更高，有媒体统计，在韩国收入前20%的家庭中，有13至18岁子女的家庭每个月孩子的补习教育相当于全家人吃饭+房租/房贷+水电费的总和。

02 韩国的鸡娃运动没有停止？

韩国人不缺学上，上高中上大学都很容易，大学学历也带不来很高的回报，韩国人还是极端的鸡娃，看起来似乎很反常。

但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韩国的这种现象其实也有原因。

“要不要鸡娃，不是看平均回报，而是最高回报。”李飞飞认为，韩国人之所以要鸡娃，不是简单要孩子考上大学，而是要考上前面提到的SKY顶级名校。

在韩国社会里，这些顶级名校的学历是敲开三星、LG等大公司求职大门的最简单的途径，堪称职场“直升机”。

韩国人之所以最求大企业，因为这些大企业的薪资要远高于一般的企业，以三星为例，据韩国 CXO 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 年三星电子员工人均年薪约为 1.2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万元），是韩国年收入中位数的三倍多。

“在中国，可能很多人无法理解韩国人对大企业的狂热。”李飞飞解释，虽然中国顶级的企业比如阿里、腾讯、字节这些企业的薪资也远胜一般企业，但顶级名校的学生们也不是人人都非腾讯、阿里不去。

她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两国顶级名校大学生去大企业的难度问题——在中国的顶级名校中也只有少数人才能到腾讯、阿里工作，但是在韩国SKY的毕业生几乎人人都可以去这些大企业工作。

韩国SKY大学的学生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了解韩国排名前30名的“大手企业”，每年校招的数量大约占应届毕业生的6%，而SKY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还不到应届毕业生的3%，堪称“僧少粥多”。

所以对于韩国人来说，只要卷上了SKY，那么就意味着人生的起点有了保障，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有这样的上升通道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卷是一个很有性价比的选择。

另外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在于，韩国政府的“平准化教育”，也是促成补课风气的重要原因。

当学校无法提供竞争优势时，课外培训成为必选项。李飞飞提到，因为推行平等教育，上初中高中不需要考试，导致韩国学生在学校里很轻松但是顶级大学又很难进入。

所以为了能够超越其他学生，家长们开始让学生上补习班，“如果自己的孩子不上补习班，就导致上好大学的几率变小，所以每个人都卷起来了。”

她认为，相比之下，中国由于初中、高中的筛选机制，加上学校学习本身功课繁忙，学生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参加课外补习，所以鸡娃程度反而只集中在低龄阶段。

03 韩国鸡娃教育对中国的启发

新商业派向多位教育行业人士咨询，一种普遍的判断是中国的鸡娃教育可能难以在很快停止，反而在发达地区有短时间有加剧的趋势。

“生育率降低和停止鸡娃之间并没有强相关。”一位教育专家表示，甚至由于每家都只有一个孩子，反而强化了家长们“鸡娃”的动机，希望倾注更多的心血，花更多的钱在教育投资上提升孩子未来竞争力。

在生育率仅0.72的韩国，独生子女家庭占比超过60%。这类家庭往往将全部资源投入唯一子女的教育，形成"全家庭托举一个孩子"的极端模式。

正如韩国首尔的课外补习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中国生育率更低的一线城市和富裕地区，鸡娃的现象要比生育率更高的农村地区严重——这不仅是因为家长们更有钱，更重要的是家长们无法分散投资。

李飞飞也指出，从韩国的案例中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在两种情况下鸡娃现象不会消失：

第一，鸡娃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甚至改变阶层，比如名校文凭与大企业职位绑定度加深。大厂人工智能岗位大学生的起薪是社会平均收入的几倍，那么一定有大量的人去卷。

在韩国考上顶级名校意味着至少能够成为中产阶级。而在欧美国家，没有读过大学的人收入和大学毕业生差距没那么大，蓝领工人平均收入甚至超过大学毕业生，所以人们卷的欲望就会降低。

第二，社会没有托底保障，大众面临失业恐惧。有数据表明，韩国青年失业率每上升1%，补习班报名率就增加2.3%，"恐惧失业-投资教育"就会无限循环。

“西方国家为什么普遍没有中国和韩国这样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福利和保障比较完善。”她认为，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进行兜底，人们就没有躺平的选项。

以美国为例，失业者后可以领取26周左右的失业金，金额通常为原工资 50% 左右，在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领取期限可能会延长，如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部分州的领取期限延长至 99 周。

而德国人如果失业可以领取原工资的 60% - 67%失业金，而如果失业金领取期满后还找不到工作，还可以申请原工资50%的失业救济金，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而从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多位教育专家认为，未来中国的鸡娃现象可能会逐步停止或者形态转变。

但是这些变化背后依然有大前提，不仅需要经济结构的优化，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的全面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