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思竹 王晗玉

编辑|王晗玉

“学生多了，但来租房子的少了。”

林勇在北京从事中介工作。经历2024年初租房市场冷淡期后，6月毕业季伊始，他曾感慨客户终于增加了，并且隐隐期待租赁市场重新火爆。

但当前后约一个月的毕业季落下帷幕，至7月初，他发现市场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比起去年，今年毕业季租房的变少了，而且整租租金也下降了。”

与此同时，应届毕业生林深顺利入职望京一家企业，但把房子租在了北京南四环。如今他每天通勤单程要挤上1个多小时，但房租比他去年住在这附近实习时便宜1000元。

据教育部统计，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179万人，相比2023届多出21万人。

而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国大中城市住宅平均租金同比下跌1.82%。

从数据上看，更多的毕业生并没有带来更活跃的租房市场。

今年毕业季，租房更便宜了？

自2023年末以来，租房市场活跃度下降。根据中指50城住宅租赁价格指数，上半年，全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0.90%；分梯队来看，一线、二线、三四线代表城市上半年租金累计均下跌。

在北京、上海等原本房租基数较高的一线城市，租金跌幅更明显。据林勇估算，他所负责的区域整体租金大约下降了15%到20%。“在北京，不仅是‘老破小’有降价，就连像阿里、美团这样的大厂附近的整租房源租金也降了。”

在此之前，房补与高薪令大厂员工更偏爱整租，因此大厂附近的租房价格也更为坚挺。但今年，整租租金下降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大厂员工的承受力下降。

“特别今年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大部分预算低，更倾向于选择合租。”林勇说道，“所以今年大厂附近，在整租价格下降的同时，合租却并没有降。”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上海，据上海易居研究院，2024年6月，上海平均租金为83.76元/平/月，环比下降6.7%，同比下降7.5%，平均租金与房租收入比均降至2019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租金整体下跌之余，供需矛盾也有所扩大。

“像在北京，楼盘（房源）的老龄化太严重了，很多室内装修和配置都跟不上客户的预期，但是业主又将价格定得很高。”林勇介绍道。

“过去一年里持续有业主扛不住了，降价便宜出租，市场价格也随着成交价一降再降。但是也肯定有业主无法接受价格的持续下降，就导致出现了更多的‘僵尸房’。”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今年毕业季表现不如往年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需求偏弱。当大城市岗位需求减少、产业趋于饱和，年轻人因无法在大城市轻易找到理想的工作而离开，租房的市场需求也随之下降。同时，原有租户也更偏好安于现状，放弃提升预算寻找新房源。

需求走弱的同时，市场供给仍持续增长。相比于以往，应届生们在租房方面也有了更多选择。

一方面，住房租赁市场的产品更趋多元和丰富。据克尔瑞不动产运营华南监控全国55个重点城市数据，6月全国个人租赁住房房源新增供应链突破60万间，达到二季度高峰。另一方面，保障性租赁住房也增加了市场供给。如2024上半年，上海全市共新增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约4.7万套，新增供应约3.4万套。

不过相比传统租赁市场的体量，新增的保租房规模很难对前者构成影响。

克而瑞不动产华南总经理马洪波向分析：“其实保租房整个体量还是比较小，所以对市场的冲击也不是特别大。”

他提到，此前一段时间其一直在重庆推进此类项目，希望把一些传统的商业办公物业改造成保障性福利住房，但是进展缓慢。扩大保租房的影响力尚需要很长的调整期。”

大厂“搬迁”，租客“降级”

与毕业生的选择相比，大厂的动态也是影响其租房偏好的一大因素。实际上，过去多年，大型企业对于周边租金、房价乃至地价的影响一向显著。

如在大型企业聚集的深圳，腾讯位于前海的新总部“企鹅岛”将于不久后交付。伴随腾讯落户前海，马洪波说其目前所在的南山区租金已有所下降。不过因其属深圳核心城区，仍有其他产业聚集，因此楼市韧性较足。

而同样受益于互联网大厂的杭州之江，楼市的起伏更明显。此前在2022年7月，蚂蚁集团退回之江地标地块。至今年4月规划部门回应证实此事时，之江楼市应声下跌，相近几个月份成交均价与此前最高月相比，平均跌幅都在20%以上，最高跌幅甚至达到34%。

按照2020年刚拿地时的规划，该区域将被打造为蚂蚁集团总部。彼时这一消息迅速引起周边房价上涨，如距离较近的禹洲·滨之江，二手房挂牌价集体上涨了30-50万元。

马洪波分析，过去互联网等大厂在上涨行情中会带给市场更多信心，进而也会带动周边租房、置业的热情。但当前大厂的扩张逻辑与过去相比有了新的变化。同时居民购房决策还受多重因素调整，因此大厂动态对于租赁的影响便会更加突出。“像深圳，租房跟随大厂走就是一个典型逻辑。”

大厂搬迁，不仅带动就业人群向相关地区聚集，也吸引上下游产业及更广泛的产业人群在此聚集，进而带动一地租金上涨。

也因为此，“大厂附近”一度成为热门房源的主流配置。但是，随着大厂重新注重人效、相关就业需求减少、产业链腾退转移，如今在部分地区“大厂效应”也有减弱之兆。

另一方面，对于刚毕业的职场新人来说，“离公司近”似乎已不是必要条件。

今年刚毕业的林深告诉，她在北京北四环外的望京附近上班，却选择在南四环的丰台区租房，通勤时间超过了一个小时。

“丰台那边的租金比较符合我的价格预期。”林深说，“我的房补很少，所以只能精打细算一些。”

这并非是林深第一次在北京租房，去年暑假，她曾在美团实习，当时却选择住在公司附近。“那时候通勤大概就二十分钟，房租很高，比现在住的地方贵1000元。”

“租房降级”的不止林深，从多位毕业生那里了解到，在“省钱”导向下，他们宁愿舍弃一些居住的舒适度和通勤的便利程度。“如果想在大厂附近找到像样点的一居室或者公寓，公司给的房补并不能覆盖，甚至还可能超过我的预算。”有毕业生解释道。

马洪波也提到，“现在深圳中低端的住房租赁表现反而好一些”。

他告诉，当前不仅是大厂搬迁，租客也在搬迁，因为他们的租金承受能力有所下降。从长租公寓搬到城中村，并非稀罕事。并且深圳城中村周边整体商业氛围、交通设施较为完善，价格则比楼龄更新的中档小区低许多。

从大厂附近“出逃”的同时，也有年轻租客选择从集中式公寓出逃。

据中指研究院的调查，集中式公寓面临着“留客难”的挑战，目前租住集中式公寓的受访者占总数的18%，但后续仍计划租住在集中式公寓的受访者比重则下降至14%。

结合此前市场环境来看，集中式公寓通常有着较好的软装和服务，十分迎合新晋上班族对独立生活的期待，同时租金也往往更高。而在收入预期不稳的当下，已有部分租客不愿再为这种“体面”买单，而选择换租更便宜，更具性价比的住房。

一度风光的白领式公寓正在流失年轻租客。当潮水退去，失掉光环的不止是“大厂房”，还有年轻人用溢价去换取的体面租房生活。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林勇、林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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