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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应城，提起郭老八，那可是位传奇人物。

郭老八本名郭仁泰，从小父母双亡，放过牛，下过矿，却凭着重感情、讲义气、好打抱不平，成为当地江湖的一号人物。

但是，他却没什么民族大义，两次加入新四军，又两次背叛新四军出任伪职。

1949年湖北解放后，郭仁泰深知自己这会是在劫难逃。

不久，郭仁泰听说自己在新四军时的老领导，如今的湖北省委书记兼湖北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到了应城，更是感觉大祸临头。

可没想到的是，县里竟有人来通知他，说李先念要在县招待所请他吃饭。

当郭仁泰带着一肚子的猜疑，战战兢兢地来到县招待所的时候，发现房间里除了李先念，还有另外一位老熟人、民政部长郑绍文。

刚坐下，郭仁泰就诚惶诚恐地端起酒杯，赔罪道：

“郭某当年屡犯糊涂，干下了对不起新四军、对不起李司令、对不起郑部长的事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今天李司令要怎么处罚，我都无话可说。”

李先念却表示：“我们共产党人一贯是实事求是、恩怨分明的，郭先生确实犯过一些错误，但也为抗日做过一些贡献嘛，就算是功过相抵吧。”

那么，郭仁泰到底与李先念、郑绍文之间有何故事？李先念为何会请他吃饭呢？

江湖大哥举抗日义旗，李先念海纳百川

要说郭仁泰，还得先说李先念。

李先念从黄麻起义开始进行革命，1938年回到延安，后派往新四军第四支队工作。

在从延安到新四军第四支队途中，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和李先念一路同行。

他认为李先念是位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经请示，中央改派李先念独立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初，李先念带着百把人的队伍，从河南确山南下武汉外围。仅仅一年多过去，这支不起眼的游击队，就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五师，队伍上万，堪称奇迹！

李先念的队伍为什么能发展这么迅速呢？

他采取的策略是，只要是愿意打鬼子的队伍，不管是哪个山头的，他一律欢迎。

于是，在李先念的队伍中，既有信阳县长李德纯的信阳挺进队，应城县长孙耀华的应城抗日游击队，汉川县长向岩的自卫团，也有策反的各路伪军……

而郭仁泰，曾经就是应城抗日游击队中的一员。

郭仁泰从小就成了孤儿，被人贩子拐到应城，卖到一户郭姓人家。

12岁就下膏洞，在狭窄的巷洞里，每天拖着两百来斤的膏车，一次又一次地爬进爬出，一干就是十七八个小时，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恶劣的环境既能折磨人、伤害人，也能磨炼人、造就人。

成年后，郭仁泰成为矿工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特别讲义气，关键时刻能豁得出去。不久，他就加入当地帮会。

不过，这些江湖人物，虽然很讲所谓的义气，但是脑子里往往没有多少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的应城县长生怕这些江湖帮派投靠日本人，就把郭仁泰抓起来，扔进了监狱。

正好陶铸当时在应城，他认为郭仁泰是一支可以争取的力量，就安排我党同志把郭仁泰救了出来。

郭仁泰出狱后，特地当面拜谢陶铸，

“我郭某一无所长，就讲究一个‘义’字。今后，陶先生但凡有所差遣，我郭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不久，机会就来了。

国民党军队溃逃后，在应城民间散落了一些枪支弹药，郭仁泰趁机把这些武器收缴上来，带着一帮矿工和江湖兄弟，打出了湖区抗日游击大队的旗号。

前脚加入新四军，后脚就投靠伪军

陶铸得知后，就给郭仁泰写了封信，叫他带着队伍和其他几路抗日武装会合。

说实话，郭仁泰虽然打的是抗日旗号，但是对于和日寇战斗，他还是有些发怵的。

不过，他也不好推辞，就带着队伍过去了。

经过中共鄂东特委的整编，成立了应城抗日游击队，应城县长孙耀华为司令员，郭仁泰任第三大队大队长。

1939年初，也就是李先念率领一百多人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南下的时候，手下已经有一千多人的郭仁泰，和日寇打了一仗。

但结果却是郭仁泰大败而归，他甚至还去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不过郭仁泰虽然当了伪职，但只是扩充自己的实力，从不与新四军交涉。

李先念来了之后，了解到郭仁泰的情况，觉得此人完全可以再争取过来。于是就找到陶铸，几个人商议一番，决定由陶铸等人出面，去郭仁泰那里走一趟。

郭仁泰一听陶铸来了，见也不是，不见也不是。

陶铸却不给郭仁泰纠结的机会，他直接闯进郭仁泰的司令部，劈头就是一句：

“郭先生，我第二次救你来了！”

郭仁泰连忙拱手让座，装傻充愣道：“陶先生何出此言？”

陶铸表示：

“郭先生不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郭先生真的打算自绝于国人、自绝于民族，陶某马上走了。当然，你也可以现在就把陶某抓起来。”

郭仁泰一听，慌忙道：

“陶先生此言，简直羞煞郭某了。陶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再怎么不识好歹，一个‘义’字还是要讲的。

郭某虽然不得已离开了新四军，但坚决不干伤害新四军的事，这一点还请陶先生明鉴。”

陶铸直视着他说：

“我今天过来，直接给你指出两条路：第一条，继续给日本人当狗，做民族的罪人，不仅你本人会遗臭万年，你的子孙后代也会以你为耻；

第二条，回到新四军的队伍，我们一起打鬼子，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让你的子孙后代以你为荣。”

陶铸一番义正词严的劝告，让郭仁泰如醍醐灌顶。不久，这支队伍又回到新四军的序列。

反正后接受不了改造，再次带着亲信叛逃

对于郭仁泰的这次回归，李先念是非常重视的。

为此，必须对这支作风散漫、江湖习气浓厚的队伍进行彻底改造，注入新四军的血性和灵魂。

经过反复商议，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政治部主任郑绍文。

郑绍文尽管政治工作经验丰富，但是对于改造这样一支队伍，心里还是有些没底。李先念主动给他减压：

“给你半年时间改造这支队伍，怎么样？可能你会担心，这支队伍万一再次叛变怎么办？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我看不大。

即便有，也只会是个别的、小规模的，翻不起什么大浪。

再说了，以郭仁泰的为人，就是哪一天真的要走，也不会把事情做绝的。你就放手去干吧！”

第二天，郑绍文就去了郭仁泰的第6团。

郑绍文首先从抓思想教育和军纪入手。

以后天天讲江湖风气，现在天天讲民族大义；以前帮规等级森严，现在都成了一律平等的同志。

这样的变化，受到了绝大多数基层战士的欢迎，他们真正感受到了新四军队伍的好、新四军干部的亲。

但是，少数之前帮会的中上层头头就觉得很失落了。

同时，郑绍文还狠抓军事训练。

面对凶残的日本鬼子，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只有比他们训练得更狠、更苦，才能战胜他们、消灭他们。

这样一来，少数散漫惯了的人受不了了，开始以各种理由请假离开。对此，郑绍文一律照批不误，把这些沙子淘掉，留下来的才是金子。

眼看着这支队伍改造得越来越好，郭仁泰却忍无可忍了。

一脑门子江湖习气的他，既接受不了新四军的官兵平等原则，更接受不了自己的亲信走了。

于是，在一天后半夜，他留下一封告别信，就带着少数人逃走了。

再三回来被拒绝，主动给新四军送情报

对于郭仁泰的再次出走，郑绍文感觉很生气，李先念却淡然处之。他对郑绍文说：

“像郭仁泰这种江湖习气太重的人，走了比留在革命队伍里更好。”

果然不出李先念所料，郭仁泰上一次投靠伪军，手底下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所以当了个保安副司令。

这回再次投靠伪军，几乎是光棍司令一条，伪军自然也就不待见他。

就这样在伪军里熬了一年，郭仁泰思前想后，又派人给新四军送了一封信，并表示会改过自新。

然而，李先念、郑绍文早就把他看得透透的，怎么可能答应呢？

不过，李先念还是派人告诉郭仁泰：

目前他回归新四军的时机还不成熟，再说，只要真心打鬼子，不必非要回到新四军，如果他能继续留在伪军内部，给新四军及时提供情报，其价值比在战场上打鬼子更大。

于是，郭仁泰就老老实实地当起了卧底，时不时地给新四军提供一些情报。这些情报不一定有多大价值，但是李先念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于是，就有人本文开头请吃饭的那一幕。

主动举报土匪，李先念既往不咎

酒桌上，郭仁泰见李先念的态度，不由得暗暗松了口气。不料一旁的郑绍文突然脸色一板，说：

“老郭，你既然人都来了，是不是家里那几把枪就不要藏着掖着啦？”

郭仁泰一听，他连忙说：“好的好的，我这就回去拿。”

郭仁泰走后，郑绍文说：“看来这个郭仁泰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李先念笑道：“这家伙就是首鼠两端的个性，只要这次他能拿出诚意来，我们就既往不咎。”

不一会儿，郭仁泰就气喘吁吁地送来了六把驳壳枪。他边擦汗边说：

“司令员，我还要举报一个人……”

原来，当初和郭仁泰一起逃跑的，还有一个叫李春山的。

他们一起投靠伪军后，郭仁泰每天混日子，而李春山却真心卖命地替日本人干坏事。

日本人投降后，他又给国民党卖命，手上沾了不少革命者的鲜血。

国民党被打跑后，李春山索性上山当起了土匪，还梦想着有一天国民党能反攻倒算。他还多次写信，劝郭仁泰和他一起干。

郭仁泰虽然朝秦暮楚，但并不糊涂。

所以这次他才举报了李春山一伙土匪的计划。

有了郭仁泰的情报，李春山这伙土匪很快就伏法。

但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两次当了叛徒出任伪职的郭仁泰，首当其冲成为被镇压的对象。

郭仁泰便让人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

李先念得知缘由后，让秘书致电应城当地政府：郭仁泰的问题很特殊，虽然他两次当了叛徒出任伪职，但是没干过坏事，而且对革命还有一定的贡献，应从宽处理。

不仅如此，李先念还指示当地民政部门，每月给郭仁泰一笔救济金，一直到他去世。

回首郭仁泰的一生，可以说成也江湖义气，败也江湖义气。

不过好在他守住了做人的底线，这为他换回了一条命，也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有情有义。

也只有这样胸襟广阔、有情有义的党，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