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了,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光是每天在奏章上的批语,最多时有数万字之多,总的来算雍正当皇帝的13年中,批示文字多达上千万之巨。为了批阅文章处理国家大事,每天睡眠只有4小时左右,如此地拼命工作,长年累月下来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这也是雍正帝短寿的重要原因。
俗话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没有一个人是讨厌钱的,对于个人是如此,对于国家来讲亦是如此。
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康熙亲政后在政治上下令禁止圈地。在军事上平三番、平准噶尔和册封达赖班禅在西藏驻军。在经济上废止圈田令,修治黄河、淮河、永定河。通过一系列的得力举措,缓和了汉人和满人之间尖锐的矛盾,为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打下了盛世的基础,
虽然帝国在康熙帝精心治理下取得了不错的成就,随着国家的稳定,人口开始大幅度的增长。与单方面人口增长相矛盾的是,人口增长与耕地面积增长不成正比,加上民间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导致赋税征收逐年下降,最终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在康熙执政的后期一次黄河水患中,国家都无法筹措足够的银两来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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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年雍正帝继位,在继位当年国库所有的银两全部加起来仅有700万两左右。到1735年雍正帝去世时,国库存银高达6000多万两,清朝的国力空前强大。那雍正帝为何仅用了13年的时间,让国库的存银翻了9倍。
雍正从康熙手中接管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烂摊子,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有改土归流、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在这些改革中,当属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对增加国家的赋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的侧重点也是从这两项重要的改革说起。
摊丁入亩
清朝的税收制度是沿袭明朝,大意是除了按照土地的多寡收取地银外,还要按照一家人口的人数收取丁银。在这里丁指的是人,说白了丁银就是人头税,从征收手段上来讲,不管你家里有钱还是没钱,家里有几口人就要交几份钱,按照人口的数量来收税。很明显,这种税收制度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性,如果一户穷人和一户富人都有9口人,穷人没有土地靠租种富人家的地生活,穷人如果交够9人的人头税,可能是真活不下去了。对于仅有9口人的富户来讲,9个人的人头税那还不是九牛一毛。
1712年清政府重新丈量了全国所有耕地,似乎明朝的弊政一扫而空。但实际上还是换汤不换药,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清朝也出现了历代王朝的通病,那就是大地主对广大农民的土地兼并。
在传统的封建王朝,土地的所有权在私人手里,而农民也通常是短视的,国家的发展不是每年都会风调雨顺的。从土地的性质上讲,土地可分为瘦地可肥地,瘦地和肥地的亩产量可有2-3倍的差距,一旦有大灾年份的出现,在灌溉系统缺乏的古代,付出辛勤劳作的庄稼可能颗粒无收。
每年普通农民家中仅依靠几亩薄地生存,一年的粮食收获只能简单地维持一家人基本的温饱,想要有存粮几乎是不可能。与富户相比,富户可能有几百亩、上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农田,富户家每年生产的粮食根本吃不完,拥有大量的存粮,那些富人有足够的存粮对抗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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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下,颗粒无收的贫穷农民,在没有存粮的环境下生活,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为了艰难地活下去,只能把土地资产卖给富户,来换取一定量的钱财或者粮食。风调雨顺不是哪一年都有的,可能是世界上某一处的火山大喷发都会造成不可预估的毁灭。
人类进入到农业社会以来,人类的命运与农业作物捆绑,捆绑后的效果是农民的生活变得更累,营养状况更加糟糕。农民在长期缺乏维生素的情况下很容易生病,且大部分的疾病难以医治,即使可以医治也不一定有钱买药或者看得起医生,没钱看病只能等死,绝望时为了看病只能卖房子、卖地或者卖儿女。
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是无情且残酷的,地主阶级眼中看到的只是利益,他们无视任何一个与自己无相关人的生死存亡。在他们的世界中,只有利益与土地。
封建王朝始终摆脱不了土地兼并的影响,只要是土地私有制永远存在,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避免腐败、剥削、压迫,土地是富户、地主的根本。而农民的破产可能仅是一场疾病,或者是一次旱灾、涝灾或霜害等。
长达百余年的兼并,地主获得了足够的生产资料。在传统丁银税的制度下,大量农民将手中的土地卖给有钱的地主,自己则踏踏实实地给富户当佃农。为了减少纳税,富户采取一系列手段避税,包括隐瞒土地种植面积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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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朝廷税收这一难题,雍正决定施行摊丁入亩这项税制改革。总的来讲,之前的丁银是有耕地的农民也交,无耕地的农民也交。施行摊丁入亩后,实际所交税的量与土地拥有的量挂钩,耕地多的多交,耕地少的少交,没有耕地的就不用交,这项改革不仅缓了和社会矛盾,还一定程度上释放活力、促进生产力。
其实,摊丁入亩施政一开始,在地方上推行时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项改革严重侵犯了富户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碍于雍正帝推行新政的决心和取得的显著效果,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国家的财富显著提升,国库的存银年年递增,正是因为雄厚财力的支撑才能让雍正打败罗卜藏单津,甚至去世后国库还有6000多万两白银的存量。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与新政摊丁入亩比起来,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没有那么好的命运了。
康熙帝执政的末期,国库极度空虚、贪官横行和社会动荡,已严重威胁到了朝廷的统治。雍正即位后,认为为了国家管理,暂时有必要割舍士大夫们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割舍是为了国家的长久统治,对于统治阶级是符合长远利益的。
田文镜比较符合中国历史上的酷吏标准,也是雍正帝的宠臣、心腹。田文镜在河南上任后,开始全力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新政。为了支持田文镜,雍正帝给予田文镜特权“该督抚即晓谕粮户,除去儒户、宦户名目,如有再抗顽,即行重处。”正是如此,田文镜才能一心一意搞新政。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有功名的家庭,家中的耕地不需缴纳税负。身份最低级的秀才可以免除个人所承担的赋税,而举人则能够免除全家的赋税,这种政策可以世袭,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只要祖上曾有一人考取过功名,则他的子孙后代可以免除赋税,在古代这是一种天大的恩泽。
地方上,农民为了避税,通常把自己的耕地投在更大乡绅的名下,自己甘心做一个佃户,这种行为被称为“投献”。这种行为历朝代都有存在,只不过是明朝更加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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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镜在河南施行新政后,各地区的官员和乡绅碍于雍正帝的决心不敢与之正面对抗,只是私底下采取消极的手段,惯用逐级拖延的方式,搞得田文镜焦头烂额。
相比摊丁入亩来讲,摊丁入亩只是损害富户和大地主的利益。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直接影响到了贵族阶级的利益。新政的推出,不仅遭到了有权有势官僚阶级的反对,也遭到了清流派的抵制。从读书人的世界来看,努力读书考取功名就是为了与农民脱钩,如果当官后也缴税,农民也缴税,那读书还有什么屁用,到头来还是和农民一样,清流更看重的是考取功名后的社会地位。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从推行之日便受到了大家千方百计地阻扰,雍正帝也认识到了新政的推行难度,只是在河南重点推行。到雍正帝死后,25岁的宝亲王弘历继位,年号为乾隆,上台后的第二年废除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从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一废一留来看,总地来讲贵族阶级的利益大于地主阶级。摊丁入亩代表是地主阶级,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则代表的贵族阶级,贵族阶级比地主阶级更有话语权,他们有更多地机会向皇帝发言,皇帝在决策时不得不考虑贵族阶级的利益。
印度为何无缘超级大国
语言
印度堪称世界上语言最复杂的国家,据统计印度的方言和语言有1652种,其中使用人数超过百万人口的有33种,除宪法规定的18种语言为联邦官方语言外,还规定英语为司法和行政语言。
语言的统一能直接传达国家的各种政策,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英语作为印度的主要官方语言,使用人数仅占国家的1/10,也就一亿多人。
一个国家一旦没有统一的语言,则严重降低国家的行政效率。各个邦的公民讲着对方听不懂的语言,一个国家的电视台节目需要十几种语言进行翻译,不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还会造成各邦之间民族的隔阂,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
教育
有语言的落后,则也意味着教育的落后。曾几何时中国也是一个文盲大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行动,通过开展识字班让更多的人得到了一定的教育。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了义务教育,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完成基本的读写。
相比中国,印度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最近几年印度的文盲现象了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据估计文盲人口仍多达2.7亿人口左右。相比中国的扫盲行动,印度降低文盲的手段更加粗糙和快速,普遍认为一个印度人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脱离文盲,这操作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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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
根据2020年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办公室公布的自杀数据,印度全年有15.3万人自杀身亡,其中农民占7%,大约有1万人,相比2019年农民自杀人数增加了18%。因为在印度自杀属于一种犯罪行为,一旦某人自杀失败会被抓起来判刑,所以很多人躲起来偷偷自杀也不上报,保守估计印度至少有2.1万农民自杀。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在工业不发达的印度,土地是印度农民的唯一财富。
根据印度农业部2011年的土地状况调查,在调查中他们把农民分成了4类,第一类是拥有耕地少于1公顷的边缘农民,第二类是拥有耕地少于2公顷的贫农,第三类是拥有耕地少于4公顷的中农,多于4公顷的则是富农,结果调查发现前三类占据了人口的95%,其余5%的人口拥有32%的土地。
根据印度理工学院的另一项调查,发现边缘农民长期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贫农和中农的日子过得也是举步维艰。最后得出一条结论,90%以上的农民日子过得很艰难,如果一旦遇上自然灾害或者是嫁女儿时候,这些农民只能借高利贷或者是卖土地,如果卖了土地或者是借了高利贷相当于已经迈上了绝路。
我们知道印度的土地属于私人拥有,已经写进法律政府无权干涉。土地不仅是印度农民的痛苦,也是印度政府的痛楚。印度想要发展工业化和扩大基建,就需要向农民手中征地,虽然土地成本只占项目投资的4%,却印度70%的工业化瓶颈来自土地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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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想发展工业和基建就需要向农民征收土地,如果一旦农民不同意或者是漫天的胡乱要价,即使对国家和农民有利的政策也无法施行,到头来只能是纸上谈兵。因为印度70%的土地归私人拥有,而且是永久性。
总有一部分农民是因为天灾或者是疾病被迫卖掉土地,选择到城市打工,印度的第二产业不是很给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大批农民只能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大量的贫民与流浪汉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超大的贫民窟。
达哈维贫民窟是印度最大的贫民窟,在这个仅有1.7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居住着上百万人。仅孟买就存在着大大小小约2000个贫民窟,其中达哈维是其中最大的。大部分人是破产的农民,因为失去土地无法继续在农村生活,来到城市后又找不到工作,只能一头扎进贫民窟。
令人唏嘘的是在达哈维贫民窟的另一侧则是印度的富人区,这里的房价高达11万人民币/㎡。印度顶级富豪每天上下班都要从贫民窟经过,对于此情此景不知有何感想。在资本家眼里,帮助穷人是政府的事情,资本家的终极目标是怎样剥削、压榨劳动力而已。
腐败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破窗效应”,大致的意思是当在一个环境中出现一种不好的行为时,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就会诱使他人效仿。
在印度国内,腐败问题已经成了各个阶层不可避免的问题。根据透明国际2020年的年度报告,印度的清廉指数为41,在参与排名的180个国家中排名80位,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深陷腐败泥潭不能自拔。
我们知道印度是一个严重缺电的国家,年发电量在1600亿千瓦时左右,但其中27%的电会被偷掉。其实印度的电价也不是很贵,仅有2卢比/KWH,虽然印度人均工资不是很高,一个家庭供应电费开支算不上是一件难事。即使这样,偷电为何在印度成了全民行为呢?
一些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金钱手段行贿电力公司的人员,进行权利租用,这样就省下了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其他一些用电单位,为了降低用电成本,则会给抄表工一些好处。
相比上层人士的行贿手段,普通市民手段更加简单,他们直接私拉电线,用最简单的方式偷电。在印度的大街小巷,私拉的电线密织如网,有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据印度官方的披露,每年因为偷电的损失约1万亿卢比,相当于887亿人民币。
结语
印度想要发展,首先要解决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印度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印度国内经济发展得缓慢,正如雍正帝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失败一样,其实印度高层也有很好的举措来发展国家,结果还是触碰到了官僚阶级的利益。
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国家话语权还是掌握在少部分贵族阶级手中。农民需要国家让出一部分利益,贵族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想要给农民利益,这份取舍的利益只能从贵族手中割舍,贵族岂能同意。
如果大家读到这里还是不明白的话,我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在联合国200多个成员中,仅有5个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成立70多年以来,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并没有任何变化,还依旧是那5个国家。其他国家明白,成为常任理事国能得到不少的好处,印度、德国、日本等国曾经打破头往里挤,其中印度也曾经被中美英法俄连续5次被一票否决权否定过。如果大家平等相处对于世界来讲是一个好事,那么五常为何不会和其他国家分享自己的利益呢?
雍正帝推行的新政对国家和百姓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国家收入多了,有更多的钱用来赈灾、抵御外敌,减少农民的剥削。为何失败了,因为是触犯了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有权、有钱、有势,他们所占人数不足国家的1‰,却影响国家999‰人的命运,一小撮人掌握了绝大部分人的命运。官僚阶级把自己的快乐强加在农民的痛苦之上,这样的社会无论多好的政策,只要触犯到贵族阶级利益,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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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发展也是如此,除了国内所面临的腐败、教育、医疗、疫情、语言、种姓等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国家的话语权,为了维护贵族阶级的利益,只能损害农民阶级的利益。最终使国家得不到快速发展,上世纪90年代印度曾在一段中时间领先中国,经过近30年发展后中国已经甩印度好几条街。
相比印度,中国的政策更加效率、干脆,中国已经彻底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手中,农民只是租用。国家决策发展基建或者开办工厂后,可以迅速完成征地任务,对于土地被征用者赔偿合理的费用即可,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后发优势。
相比印度的农民,中国没有耕地却想要耕地的农民,可以向国家提出申请土地耕种,或者是响应国家边疆兵团的需求,落户到兵团租种兵团土地,可以无偿分到40亩果园或者80亩耕地外加一套房子,各个地区视政策不同而定。
综合雍正新政推行的失败和细思印度经济发展得缓慢,看似两个天壤之别的国家却有相同的结局。印度政府想要破局是很困难的,首先要对宪法进行部分重新修订,还要得罪大多既得利益者,从这里看和美国的毒品合法化和枪支泛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至此,只有真正了解雍正帝新政推行的失败,方能感觉出印度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真得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