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开始前，秦海璐跟唠起了家常，说到兴起时，秦海璐会发出爽朗的大笑——就像邻家姐姐的闲聊，丝毫没有初次见面的生疏。

秦海璐身上自带一种“大姐”气质，可靠又细心，果断又爽朗。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对她有着另外的认知印象。

秦海璐经常直言不讳，在各种场合畅所欲言：听说有不背台词的“数字小姐”，她说，“我要是遇上了，肯定大嘴巴抽过去”；遇到任何剧本，她坚持要琢磨下功夫，“我觉得做创作的人，是没有信手拈来的。”这些认知标签说到底，其实不过是她身为演员，一直坚持的基本素养和基本态度。

出道多年，秦海璐体验了不同的角色人生，修炼出了一名成熟演员独有的饱满与坚定，“一直在演戏的演员，演到一定层面的时候，都是蛮精炼的人，在专业上来讲纯度极高。”秦海璐开着玩笑说，“我们演了二十多年戏，都是‘千年的狐狸’，一千多岁了。”

这些年，她又多了些新的身份。导演，编剧，策划……在产业身份里不断切换，每一次她都试图用最恰当的方式，参与创作、观察、感受并表达。

聊天过程中，秦海璐经常会发出爽朗的笑声，面对问题，她选择用坦诚的态度，表达着自己的初心。她珍惜当下的成绩，也会有些意外和惶恐，“因为做演员我是凭个人喜好的。混到这样，也蛮意外的。”

在秦海璐看来，拍戏不仅是演技，更是阅读理解。相较于故事的逻辑，她更在乎情绪，“逻辑在情绪面前一文不值，剪辑台上剪掉的全部都是逻辑戏。逻辑是根据情绪来的，情绪是可以有章节的、可以跳跃的，每一个故事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生命力。”

《老枪》和她饰演的金雨佳便是如此。

楼梯与衣架

看到《老枪》这个故事时，秦海璐就意识到观众会把这部电影跟她14年前主演的《钢的琴》做比较。

《老枪》和《钢的琴》是有些相似之处的。同样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上世纪的东北，同样呈现了一群下岗工人生活百态，同样以一个失败的中年男人为叙事视角。

然而，在诸多相似之处中，秦海璐还是看到了两个故事之间的差异性。“《钢的琴》更多是情感羁绊，但是《老枪》更想呈现环境对人们的压力，侧重点在于选择不同。”

《钢的琴》里，下岗之后的陈桂林，被生活击败，昏暗的日子里唯一能够抓住的只有女儿的抚养权，所以，他带着的一群工友拼尽全力做出一架能够挽留女儿的钢琴。《老枪》中，顾学兵在“大厦将倾”的工厂保卫科，执拗地在乎对与错，不肯同流合污，也不肯沉沦堕落。

在秦海璐看来，《老枪》有一种鲜明的态度，“他们虽然无力改变，但是并不无感。”

在《老枪》这出典型的男人戏中，秦海璐饰演的金雨佳是唯一的一抹红。跟《钢的琴》里淑娴不同，小金身上有着更深的时代烙印——下岗后，她支起小吃摊，倒卖衣服，去夜总会卖酒。“男人有男人得钱的道理，女性也在努力谋生。小金身上其实看不到什么愁苦，你会看到蓬勃的生命力。她想要把日子过下去，而且还要过得好。”

不止《老枪》，在秦海璐过往的作品中，她所饰演的女性角色身上都有着一种凛冽的果敢。《红高粱》的淑贤，《老酒馆》的谷三妹……她们身上背负时代的沉痛，咬牙求生，却仍保留着一份柔软。

秦海璐在乎那些细腻的柔软，即便它只是短暂闪过。《老枪》里，金雨佳跟顾学兵两人来回相送的那个昏暗楼梯，顾学兵默默为金雨佳用铁丝圈起的衣架，都是这部戏中秦海璐印象深刻的细节之处。

秦海璐对于情感总是保留着一份似少女一般的天真。现实中，她的感情观亦是如此，节目中袒露自己听霸总小说，结婚多年仍沉浸在恋爱的宠溺之中。

很多时候，中年爱情出现在大众视野，会被塑造的有些刻板，比如，相敬如宾或者，冷漠疏离。实际上，那些情感还有滚烫的可能。

“20岁的表达可能就是‘我很爱你’‘我不能没有你’，但是40岁不会这样说，更多是‘你还好吗？’‘累了的话，歇会儿吧’。条件好一点的，可能会说‘明天别上班了’，他在心疼你，但如果条件差一点，可能就是‘明天我来接你’，因为我知道你不得不去。”

电影里顾学兵和金雨佳的结尾，其实有几版结局：金雨佳跟老赵走了、跟顾学兵崩了、他们一起拍了张全家福。但这些在秦海璐看来，都不符合那个年代的感情诉求，“在这部电影里，他们的关系需要思考，第一个那个时期大家都在谋生，没有时间谈情说爱，第二个，他们是重组家庭，第三个她是个单亲母亲。”

正因为这段情感隐秘又汹涌，更能看出其中的戏剧张力，这也恰是一个演员自我表达最好的空间。秦海璐会认真分析每一场戏的情感动因和人物关系，那些没有表演出来的故事，都生发成了她饰演角色真实的血肉。

“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出戏，但我们演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就足够了。我很享受创作过程中带给我的愉悦感，这是我喜欢演戏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回到东北

秦海璐是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再加上她乐于跟新人导演合作，基于这两重原因，陌陌影业找到了秦海璐。

秦海璐以剧本顾问的身份对《老枪》的剧本提建议，一点点帮着导演修改。故事里几乎所有东北细节都取自于她的少时回忆，比如，电影里，顾学兵用铁丝弯成衣架的这一细节就来源于秦海璐真实的生活经历。在导演眼中，秦海璐就是个“东北活字典”。

不到二十岁的秦海璐所经历的东北故事，四十多岁的她凭借着记忆一点点拼凑复刻，一点点揣摩着那时父辈的迷茫心境。

在秦海璐的回忆中，大人们一直在忧虑、忙碌，你能够清晰感受到那时东北的凛冽与萧条。“可能这个星期有货来了，就去进货，然后大马路两棵树中间栓个绳子就开始卖，八块十块，贵点儿的，三四十块钱。没衣服卖的时候，就去开早点摊，有衣服卖的时候，早上开早点摊，下午卖衣服。有时候，晚上去露营厅、舞厅、电影院打杂。”

少时的秦海璐也干了许多的零工来补贴家用，比如，拆纱线、缝棉被、弹棉花。她甚至清楚地记得几块布拼起的抹布，卖三毛钱一块。

“那个年代的人真的是在‘谋生’。未来好像蛮无定数的，好在大家会乐在其中。”秦海璐说道。

而谋生的坚韧背后，往往藏着说不清的无奈和悲悯。

下岗的父母忙于生计，无力照顾家里，将12岁的秦海璐送去戏校，在那里秦海璐经历了日后不愿回忆的残酷日子。心智和身体的折磨训练，虽然修炼了她的隐忍度和专业性，但是在许多个采访中，秦海璐都表示失去的快乐是永远没办法弥补的。

在中戏读书时，秦海璐是班里少有不愿意接戏的学生，她只想拿个文凭，当个白领，过上稳定的生活。明星的浮华并不能承载秦海璐的欲望，她的欲望更多是寻求一份安稳。只不过命运推着她走到了聚光灯下。出道作就获得数项大奖，现实证明舞台才是她的归宿。

后来，这些经历都对秦海璐的演艺生涯有了根本性的帮助。“我在演很多角色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是我干得不像的，或者做得不对的。因为我的生活经历，它能够给我给一个准确的判断，我会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翻看秦海璐的过往作品，不难发现，她留给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大多都存在于她故土之上的小人物，《榴莲飘飘》里的阿燕，《钢的琴》里的淑娴，《悬崖之上》里的王郁，她们是东北女性不同的时代侧面。

某种意义上来说，秦海璐经历着东北影像创作的时代变化。作为这些内容的发源端，东北因为经历更多的动荡与残酷，这片土地的故事往往有着更多的文学性与戏剧性。这一点上，秦海璐承认这种影像创作的魅力存在，“我觉得大家可能对那个时期的东北更有共鸣。”

但是，当“东北”渐渐成为一个产业化概念，创作模式形成了定论，变成了一个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学创作风潮，其塑造也不可避免会走向终结，观众的审美疲劳就说明了一切。

作为那一时期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面对“东北文艺复兴”风潮，秦海璐显然要更加冷静，她跳出思维的局限，反问，“这种流派能坚持多久呢？”她主动解构了“东北”这个文学概念背后的刻板印象，“我个人觉得在东北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在全国都可以发生，也都有发生。它并不是特定属性，它可能是一个时代变革的开始，但是这个时代变革并不只是东北。”

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北文化叙事承载着观众某一时期的内容需求与想象，当这一切发生变化时，就需要探索这个文化符号本体更丰富的表达，而宽阔的理解往往能赋予创作更长久的生命力。

不仅如此，关于这股风潮的流行，她还提到产业的选择，“我觉得还有制片的原因，我们的导演视觉审美是以蓝绿灰为基础色调，在美术和拍摄层面上面来讲，前苏联援助我们的那一段时期所留下来的建筑都是这个色调，东北是能够完成绝大多数的。比如说剧本里边有120场戏，有80场戏在这儿能找到合适的景儿，你只需要做40场的景就可以了。但是很多城市它只能完成二三十场戏，那么你要做100场戏的景的时候，就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拍。它有很多工业的原因在里面。”

这种跳出思维局限背后的立场，不仅有演员的视角观察，也有制片和策划多重身份的工作感悟。

“一颗菜”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秦海璐，可能是“不想当策划的导演不是好演员”。

秦海璐从不拘泥于一个身份单向性发展，演员、编剧、导演、策划……这些身份都是她理解世界的方式。面对日后可能发展的方向，秦海璐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她随性地撷取生命中感兴趣的部分，用职业的专业性来丰富自己的理解。

在秦海璐看来，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需要具备编剧的意识，提升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而想要做好编剧的工作，离不了策划思维厘清创作方向，进一步而言，想要做好策划的工作又需要具备导演的知识储备。

一层一层职业身份加注在秦海璐身上，构成了如今的她。而这些身份并非是达成她行业地位的目标，这些只是她关心故事、情感、人物的一种途径。

可以成为任何身份下的秦海璐——这种意识在戏校时，老师就为她埋下了。“一场戏里边有角儿，有配，有龙套，但是你必须龙套都像角儿一样，这台戏才好看，就像一棵菜，它紧紧地抱在一起。”

随着身份的多元，理解的加深，秦海璐对于产业的认知逐渐丰盈起来。她对于行业发生的变化，拥有着敏锐的感知。

面对电影行业阶段性的紧缩，短剧市场异常的繁荣，技术革新与内容发展冲击着产业之中的每个人，有人惶恐，有人焦虑，秦海璐的心态相对而言更平和乐观一些。

“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低谷时期，一个混乱时期，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是好时候。对于创作来讲，任何的一次冰点，一次高点，一次波折，都是创作的素材来源。作为内容的创造者，作为产业的参与者，不要去抱怨、遗憾、等待。”

秦海璐深知，前几年受疫情影响，内容平台呈现更多元的内容，以及用更便捷的方式，改变了观众的观看习惯，从而导致很多人失去了去影院的兴趣，这是风险，但同时也是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技术的发展永远在进行着，当渠道发生变化，内容层面也需要进行调整，在秦海璐看来，这是产业内所有人需要研究的，并用时间去作证的，它不过是影视行业发展中一个必然的过程。

“我们不知道短剧后面还会发生什么。还会有如何新的科技革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科技发展了，那我们就要思考如何应用它，没有必要固步自封。”

秦海璐一直保持着开放的态度面对一切的变化，她接受当下新人演员的青涩，她在综艺《芒果新生班·搭档季》里耐心地教导，她也理解当下观众对短剧内容的热情，她自己有时也会去看短剧。

保持着一份从不凋零的好奇心，是秦海璐工作至今，仍然能保持产业观察和内容创作不竭的动力。“好奇心真的促使我去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能不能拍成，能拍成什么样？我不知道，会比较随性。”

秦海璐提到，接下来自己计划做一部纪录片。这个想法源于有次在贵州旅游，她无意间进入了一个山洞，那个山洞给了她非常大的震撼，她好奇一段生动的历史，也好奇一个少数民族的过往。她像一个孩子一样兴奋地描述着自己的好奇与激动。

当问到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部作品时，秦海璐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认真劲儿又出现了。她说纪录片需要大量的时间，需要拍非常多的东西，也需要大量的资料学习，她还在学习过程中。

“我是一个蛮不靠谱的一个人。我比较在意自己当下的感受，我希望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我喜欢的。因为我特别知道我喜欢做一件事情和不喜欢做一件事情的结果差多少。”

现场又响起一串熟悉的爽朗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