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的战略眼光，在整整50年后，对准了今天的中美博弈？

据四川日报报道，按照航空航天产业链协同推进机制有关工作安排，中国正计划在四川凉山建设一处新的商业航天发射场。而一些外媒也就此分析称，中国此举很可能是在为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做准备。

外界之所以会得出这一结论，一来是因为，早在2022年中国就已经在海南文昌兴建了首个专用的商业航天发射场，且该发射场还于今年7月官宣具备了初步的商业运营条件。虽然现在发射场只有2座发射台，但等到全部建成后，多达20座发射台足以满足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商业发射需求。

同时现有的酒泉、文昌、西昌、太原几个国有发射中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摊商业发射任务，毕竟几十年来，中国的商业发射就是靠这几个发射中心撑起来的。

再配合我国积极推进建设的海上发射、机动车辆发射等商业发射模式，即便未来中国商业发射市场激增，海南商业发射场难以消化过量的发射需求，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也有相当充裕的时间去考虑下一个商业发射场的选址，没必要现在就决定。

二来，作为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同样在凉州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多年使用中曾暴露过不少弊端。

一个典型问题就是发射中心位置偏远，陆路交通存在多种限制和风险，载荷与火箭箭体的运输高度依赖空运。

这种限制甚至还不是酒泉发射中心那种靠设立专线就能解决的，西昌发射中心面临的问题其实非常单纯，就是山高险阻，隧道众多。而这些隧道有多大，陆路能够运输的物件尺寸也就只能有多大。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将首个商业发射场以及最先进的航天发射场都选址在海南文昌的理由。

毕竟海路运输极大拓宽了运输限制，以至于像长征五号这种大型火箭以及未来的登月火箭只能在文昌进行发射，酒泉和西昌它想去都去不了。

此外，四川地处内陆，周边省市人员密集。

尽管在每次发射前，发射中心都会尽可能将火箭残骸落点控制在贵州、湖南的山区地带，但这依旧无法彻底解决火箭残骸坠落在人群聚集区附近的问题。

可以说只看发展前景的话，在西昌搞商业发射场的效益不能说没有但也着实不算高，且伴随有其他安全风险。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会做出这一决策，背后有着超出经济效益的其他考量，也就是外媒猜测的军事因素。

没错，四川确实山高险阻不适合搞对运输环境有较高需求的商业发射场。但四川同样也有着海南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它身处中国的大后方，不仅离美俄足够远，甚至与印度也保持着不近的地理距离。

这一优势可不是我们随口说说的，要知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最恶劣的时期，整个发射中心就是当年“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从选址到建设，都有明显的军事意图。

如今我们又在这里顶着诸多弊端与建设新的商业卫星发射中心，很难不让人联想起50年前的“三线建设”，这是不是中国在为火箭发射场做备份，以便海南省在战时遭到他国打击，发射场无法使用时，中国依旧有能力快速发射卫星、补充损失。

毕竟，随着中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美国在对华问题上的表现也是愈发激进。前段时间中国往太平洋上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就是一个证明，明眼人都知道中国这次试射就是在针对美国，而我们上一次对美国释放这般强硬信号，可还是44年前。

这很可能意味着华盛顿领导层内部的对华激进派已经成长到，必须要我们用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方式来遏制的规模。而当试射带来的影响随时间减少，美国势必会再在对华问题上与我们针锋相对。

因为说到底，这次试射顶多是让华盛顿领导层认识到核战争的风险，进而让他们推崇的“核讹诈”中国战略破产。但由于这些人手上仍握有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所以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仍然存在且并不算低，只是升级到核战争的可能性变小了。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直面南海这一中美博弈战略前线的海南，难免会在战时成为美国的优先目标，位于文昌的发射中心更是如此。中国会需要在四川这一难以遭到外部打击的战略大后方修建新的备份发射场，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拟建设西昌商业发射场的座谈会报道中，还出现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强化战略腹地意识”的表述。而这很可能说明，新的西昌商业发射场只是中国在强化战略腹地过程中的一个项目而已。

未来还会有其他项目等待落实曝光，而当云贵川的战略大后方职能被进一步强化后，中国在中美博弈桌上的筹码也就能够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