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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勇谈经济

笔者按：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出台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无疑是及时和正确的，笔者并无异议。需要提醒的是，政策刺激仅仅是对经济外部注入流动性加温，只有大力度的体制才能释放被计划行政禁锢的内生动能。笔者已经在公众号里发出了“政策刺激的前提是要给民企和外资以明确的方向及安全感”“若轻大力度改革释能而重政策刺激升温复苏将无功而返”“一定要想清楚刺激中国经济景气潜能究竟在哪的基础逻辑”三篇，今天发出“温故知新：三次增长从下行转向上行主要由改革启动”的第一部分，总之四。还将发出“经济复苏和向好需要刺激与改革同时发力”短文，请朋友们关注。

周天勇

市场体制既定国家的自然增长率，也就是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发生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变动，宏观经济学上认为，因流动性不足，需求收缩，使实际产出水平达不到潜在的景气水平。因此，解决的办法是，用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向经济体系注入流动性，扩大需求，使过低的产出水平达到潜在的景气水平，使下行的经济增长率恢复到自然和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不同的是，渐进转轨经济的自然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渐进转轨经济的增长潜能，淤积在二元体制扭曲的禁锢之中，要使过低的经济增长率达到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需要推进体制改革，释放被禁锢的体制性剩余—闲置和低效率使用的要素和无价格的资源。

因此，在渐进经济体经济增长转入下行，要将其扭转为上行时，主要举措是通过重大的经济改革，释放被禁锢的生产和财富能力，有时次要的可以配之初期和部分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没有体制改革，甚至体制复归，仅有扩张性政策刺激，只能温热一时，而热又会回冷，因为禁锢的体制性剩余潜能，无法用财政和货币总量性政策刺激出来。

温故而知新，我们来回顾1977年以来中国三次经济收缩并增长下行时，前两次并没有什么财政和货币政策操作，第三次也是用了少量的财政赤字刺激，如下图所示主要是大力度的经济体制改革，扭转并实现了经济的扩张和增长的上行。

三次改革启动增长的叙述太长，因而分三次刊出。

1971-1977年，经济处于非常不景气状态。GDP平均增长率为5.12%，M2年平均增长为7.96%，财政收支盈余占GDP比率0.02%，居民消费物价上涨率为0.63%。特别是1976年GDP增长为-1.40%，居民消费物价为0.30%，1977年M2增长率只有1.69%。国民经济不景气，处于下行区间。

1978-1988年期间，体制改革释放生产潜能，经济进入了扩张繁荣时期。GDP年平均增长10.21%，M2年平均增长为22.49%，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年平均只有0.71%，居民消费物价平均上涨率为5.56%。这一时期，财政以收支平衡为理论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总体上没有赤字刺激经济景气的政策操作。

这一阶段中，货币供应的放量和居民消费物价的偏热，是刻意货币政策作用的结果吗？回答是否定的。这一阶段，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概念都没有。

体制改革主要是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从资源计划配置向计划为主和市场为辅调整，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必然是一种经济货币化的过程，改革倒逼了货币量化宽松的释放，而不是主观的量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恢复了景气。

一是实施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废除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体制，解散低效率集体劳动的体制改革，发展农村乡镇企业等一系列农村体制改革；二是推行了劳动计件工资制、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发展城镇大集体企业、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等一系列城镇体制改革。实际上，农民从工分劳动分配，农产品的统购统销，1600万在农村工分分配的知青回城进入货币工资发放的就业岗位，城镇职工劳动提高工资水平，产品扩大计划外市场销售，劳动和产品的货币化，产生了对货币供应的巨大需求。重积累和轻生活的生产结构，不能及时地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加上价格双轨放开改革，形成了消费物价的上涨。但是，消费需求大于消费品的供给，给这一时期和后来轻工业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容纳空间，强劲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前面已述，1978-1988年，GDP年均增长10.21%。从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GDP增长来源的分解看，体制改革潜能释放为：（1）解散生产队集体劳动，农业承包经营和城镇计件工资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外出务工等，劳动力从低效率领域向高效率领域配置，其劳动生产效率提高贡献的GDP年均增长率为2.47%；（2）个体、乡镇和部分外资企业资本占非金融企业总资本比率上升，资本生产效率提高贡献的GDP年均增长率为2.12%；（3）1971-1977年，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GDP增长为-1.21，改革开放后，翻负为正，贡献的GDP增长1.12%。从改革各动能结构看，创新、劳动和资本生产率提高，对改革GDP增长总贡献权重分别为21.19%、43.26%和37.13%。

体制改革释放的经济增长年平均为5.71%，占这一时期GDP增长的55.93%。也就是说，如果没有1978年开始的改革，1978-1988年中国体制不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应当为4.5%。

结论是：（1）从上图的倒V型增长曲线看，这种大力度的体制改革，也会启动经济从下行向上行的增长；（2）体制改革内生动能启动的经济上行增长，对财政收支、债务平衡和货币币值等方面的负作用要小得多。